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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951年春季的朝鲜半岛上，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在彭德怀的总指挥下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此役中，由于战术准备不足和对敌方实力估计不足，19兵团遭遇了巨大挑战。特别是64军和65军，在穿插迂回战术执行中面对极大困难，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为何这两个军团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在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这场战役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摧毁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周边的主力，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希望他们返回谈判桌。
自从1950年末志愿军入朝以来，经历了几次大小战役的洗礼后，第十九兵团横渡了历史悠久的鸭绿江，加强了前线的兵力。这支部队的到来提升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彭德怀元帅有了更多的资源和信心来计划一场意图彻底改变战争态势的大规模进攻。
志愿军对于联合国军的战术特点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知己知彼的程度明显提高，双方都在不断学习对方的战术并做出调整，但志愿军此次准备用其标志性的迅速机动和大规模包围战术，尝试在敌人未能完全准备之前打一个突然而致命的打击。
从1951年4月开始，在彭德怀的坚决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地带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反击，持续了超过两个月时间。
在这场战役中，杨得志率领的19兵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协同作战，在战场西线执行重要任务，成功牵制了“联合国军”的主力部队，为其他志愿军部队创造了从东线发起总攻的有利条件。
19兵团的63军展示了卓越的战斗力，该军的两个师迅速突破了美军和英军共同防守的临津江防线，深入敌军腹地发起猛烈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役中，63军成功围歼了英军的29旅格洛斯特营，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单人俘虏了63名英军官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战绩。第五次战役开始于1951年4月22日，兵团司令杨得志向63军、64军和65军下达了详尽的作战指令。
63军作为突击先锋，主要任务是迅速向绀岳山地区渗透，截断敌方29旅与其后方的联系，以削弱敌方的战斗力和调动能力。64军则被赋予了关键的“尖刀任务”，即直接攻击临津江防线，击破驻扎在江对岸的韩军第一师，并深入敌后，直指议政府地区进行战术包抄。65军则负责作为支援力量，从新岱和戎滩浦地区跨越临津江，与63军和64军形成合力，共同突破敌防。
虽然三位军长均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承诺一定完成任务，杨得志的战术部署看似周全，明确了各军的作战区域和任务，当计划付诸实施时，实际战场状况却远比预期复杂。
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出现了多个问题，首先，部分部队的轻敌心态使得他们在没有充分评估敌情的情况下过早发起攻击，导致战斗的节奏与预期不符。战术准备不足，尤其是在情报收集和地形熟悉度上的缺陷，导致攻击力度和精准度不够。后勤供应链的脆弱也在战斗中暴露无遗，补给线被敌方封锁或攻击，严重影响了前线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19兵团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力作战，但战场的变化和敌方的抵抗力度超出了预期，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本应迅速取得的战术优势丧失，战役的推进速度变慢，而敌军得以重新组织防御，加剧了志愿军的攻势难度。
64军在高浪浦里成功渡过临津江，其中191师和192师作为突击的先头部队，立即遭遇了美军的密集陆空火力阻击，这些部队在严重的火力压制下几乎无法向前推进，士气和物资消耗巨大。
65军与其它友军在江边集结时发生了严重的拥挤和混乱，导致整个过江行动进程受阻，这场混乱使得志愿军部队在敌方炮火下暴露过久，连续两天的炮击和轰炸造成了重大伤亡，情况十分危急。
19兵团并未全面失势，64军的190师调动了569团3营及师侦察队加强前线，这些部队不顾困难深入敌后。杨得志司令本人亦前移到前线指挥，亲自监督战事，力图稳定战况，由于通讯和后勤支援的不畅，预定的增援部队未能及时到达战场，关键时刻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导致无法完全利用已创造的突破机会。
63军在另一战区表现出色。该军的部队通过夜间行动成功穿插至绀岳山地区，迅速占据了山地有利地形，还有效地切断了敌军的英国29步兵旅与美国第三师之间的联系。63军还成功击破了敌方在绀岳山的重要支撑点，并成功封锁了雪马里地区的敌军撤退路线。
经过两天的激战，志愿军的伤亡人数惨重到难以用言语表达，杨得志将军心急如焚，频繁地向64军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突破任务。
与64和65军在前线艰难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3军在铁原地区进行的坚决阻击战，到了五月末，63军在铁原至涟川一线接到命令构筑防线，执行阻止敌军前进的任务，处于无外援的孤立状态，63军面对来自正面及侧翼的双重夹击，形势异常严峻。
军长傅崇碧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术，决定运用“以敌制敌”的策略，敏锐地将部队进行分散布置，形成多层防御线，通过迂回和反击，与敌展开耗力战。这种战术旨在通过持续消耗敌军的战力，拖延时间，为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
561团的第3营被赋予了守护涟川要冲的重责大任。在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战斗中，面对敌军两个师的频繁轮番攻击，该营展现出了非凡的抵抗力。他们利用地形优势，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敌军的多次冲击中成功歼灭了超过1300名敌军。
189师的师长蔡长元也采取了巧妙的防御策略，命令部队挖掘大量的坑道和掩体，这些隐蔽的工事使敌军在进行地面进攻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大大降低了其攻势的效率。在这场持续12昼夜的激战中，63军通过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和防御点，成功地保持了部队的战斗活力和士气，63军成功完成了阻击任务，保证了志愿军主力部队的战略撤退。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4军怀着将美军迅速击溃的决心投入战斗。这个军的将领和士兵们均显示出了极高的信心，满怀着对胜利的期望，他们的急躁与冒进，最终导致了战斗中的重大伤亡。
64军在战场上的对手是以卓越战绩后来被授予“荣誉元帅”称号的敌军将领所领导的部队。这支敌军以顽强的抵抗和有效的战术反击，使得64军的攻势受阻，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打击。
战后的检讨中，杨得志将军不得不对64军的指挥官们进行了纪律处分，191师和192师的师长及政委，包括谢正荣、罗立斌、何友发和张星灿等，未能有效执行战斗指令及过于急躁的决策，受到了责罚。
这一处分在朝鲜战场上被誉为一次典型的“挥泪斩马谡”事件，战争中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和高层对战术失误不容忍的态度。杨得志的决定虽然艰难，对战略目标绝不妥协的决心，以及对士兵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
这次事件也凸显了在高压和高风险环境下，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也可能在重大压力之下作出过于激进的决策。战后分析指出，64军的指挥层在未来战斗中需要更加注重战术耐心和敌情分析，避免因过于冒进而导致不必要的牺牲。
这次“挥泪斩马谡”的教训在志愿军中传为警示，成为今后战术决策与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参考点，以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部官方的《第19兵团作战检讨》文件记载，1951年5月24日的条目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数据：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中，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虽然成功消灭了约5000名敌军，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总数超过1万人。
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中，19兵团涵盖的三个军中，63军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战果，成功击溃了一个英军的王牌营，自身的伤亡相对较轻。64军和65军主要参与了临津江的直接战斗，这两支军队因直接面对敌方的猛烈火力和坚固防御而遭受了巨大损失。
由于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战况的复杂性，整个19兵团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尤为惨重，尤其是在临津江的战斗中。历史和军事分析都将此役视为一个重要的教训，强调了在战术准备和军事行动的计划中需要更为谨慎和详尽的评估，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损失。